鄒韜奮是著名的出版家、新聞記者，一生創(chuàng)辦、主編過六刊一報，堪稱我國進步新聞出版事業(yè)的一面旗幟，被周恩來稱為“出版事業(yè)模范”。以范長江、鄒韜奮命名的長江韜奮獎已成為我國優(yōu)秀新聞工作者的最高獎。

　　“有裨益于社會上的一般人”

　　鄒韜奮本名鄒恩潤，1895年11月5日生于福建永安。韜奮是他的筆名，意在“一面要韜光養(yǎng)晦，一面要奮斗”。6歲時，鄒韜奮開始接受私塾教育，后就讀于福州工業(yè)學(xué)校、上海圣約翰大學(xué)等。1922年，他進入由黃炎培等創(chuàng)辦的中華職業(yè)教育社，開始了新聞出版生涯。

　　1926年10月，鄒韜奮接任《生活》周刊主編，將“暗示人生修養(yǎng)，喚起服務(wù)精神，力謀社會改造”確定為刊物的宗旨。1928年，他在《〈生活〉周刊究竟是誰的？》中寫道：“求有裨益于社會上的一般人”，進一步表明了為社會服務(wù)、推動社會進步的辦刊思想。《生活》周刊原僅印一千余份，1929年銷數(shù)“竟增至十五萬份以上，為中國雜志界開 一新紀元”。1932年7月，在《生活》周刊社基礎(chǔ)上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對外稱生活書店。

　　《生活》周刊堅持愛國進步立場，這在其評論中有鮮明的體現(xiàn)。從1927年9月25日即第2卷47期起，《生活》周刊于首頁設(shè)立“小言論”專欄，由鄒韜奮親自主筆。這一專欄自創(chuàng)辦至1933年7月他受到暗殺威脅被迫出國流亡，每期從未間斷，共刊發(fā)小言論417篇。1931年9月26日，“本周要聞”記錄了九一八事變并刊發(fā)4篇小言論，號召國民抗日救國。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生活》周刊發(fā)表了《我們最近的趨向》等大量進步言論，闡述抗日立場，鼓舞軍民斗志。周有光稱，這本雜志“喚醒了一代青年”。

　　《生活》周刊時時立于時代前列，鄒韜奮亦自言論而漸入行動。1933年6月18日，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總干事楊杏佛被國民黨特務(wù)暗殺，鄒韜奮亦在暗殺名單中。在好友力勸之下，鄒韜奮出國暫避，他將此次流亡視為“代表讀者諸友的耳朵眼睛”的考察，足跡遍布意大利、瑞士、法國、英國、德國、蘇聯(lián)和美國等國家。兩年的海外漂泊，鄒韜奮寫作《萍蹤寄語》三集，加之回國后在蘇州看守所所作的《萍蹤憶語》，他用四本書記述了所見所思。這段經(jīng)歷使鄒韜奮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他做出了“生產(chǎn)力的進步已和生產(chǎn)工具私有的社會制度不相容”的判斷，提出“生產(chǎn)工具必須社會化，即必須為社會所公有”，立場、觀點轉(zhuǎn)向馬克思主義。

　　鄒韜奮流亡后不久，《生活》周刊即遭國民黨政府查封。1934年2月10日，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和實業(yè)家杜重遠續(xù)其精神，再辦《新生》。1935年5月，《新生》因《閑話皇帝》一文引發(fā)日方挑釁和武力威脅。6月，遭國民黨當局查封，杜重遠入獄。鄒韜奮得知此事后，于1935年8月回國。

　　1935年11月16日，“作為愛國者的代言人和計劃者”的《大眾生活》創(chuàng)刊，發(fā)行量一度到20萬份，創(chuàng)當時中國刊物發(fā)行紀錄。《大眾生活》大力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引起國民黨的恐慌。1936年2月，《大眾生活》在出版16期后被查禁，罪名為“鼓吹民眾武裝抗日”。3月，鄒韜奮被迫流亡香港。

　　1936年11月23日深夜，鄒韜奮、沈鈞儒等七人被捕，史稱“七君子事件”。1937年7月31日得以無罪獲釋后，鄒韜奮積極籌辦新刊。8月19日《抗戰(zhàn)》三日刊在上海創(chuàng)刊。上海淪陷后，他輾轉(zhuǎn)武漢、重慶辦刊，陸續(xù)出版了《全民抗戰(zhàn)》戰(zhàn)地版五日刊、《全民抗戰(zhàn)》通俗版周刊和《抗戰(zhàn)畫報》六日刊等宣傳抗戰(zhàn)救國的進步刊物。《全民抗戰(zhàn)》銷量一度突破30萬份，再創(chuàng)當時刊物發(fā)行紀錄。除了辦刊，他還組織生活書店出版了千余種進步書籍。生活書店最多時擁有56個分店，國民黨亦稱“生活書店的書籍，雖在鄉(xiāng)村僻壤，隨處可見，可謂無孔不入，其勢力實在可怕”。

　　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fā)布《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鄒韜奮認為這一宣言“光明磊落大公無私”。抗戰(zhàn)時期，鄒韜奮曾向周恩來提出了入黨要求，周恩來認為其以黨外人士身份在國統(tǒng)區(qū)和國民黨作政治斗爭更為有利。鄒韜奮組織出版的刊物和書籍，不僅有裨益于社會上的一般人，更喚起民眾巨大的愛國熱情，把大批青年引上革命道路，有裨益于中國革命。

　　“永不背叛大眾”

　　鄒韜奮辦報辦刊十分注重依靠群眾。1936年，他在香港創(chuàng)辦《生活日報》時缺乏辦報資金，就將辦刊宗旨、編輯方針、經(jīng)營辦法等公布，向讀者招募股款。由于“完完全全立于大眾的立場”，很快就籌集了大量股款。后來，《生活日報》更名《生活星期刊》遷往上海，他又提議“建立全國通信網(wǎng)”，吸納全國讀者擔(dān)任通訊員供稿，這樣就能“記錄全國生活狀態(tài)和解決生活上一切問題”。

　　對于群眾，鄒韜奮“常感覺的只是自己的渺小，大眾的偉大”。1937年出獄后，他說：“可以告慰大家的是沒有背叛大眾，沒有說過辜負大眾的話。將來也只求‘心安理得’，永不背叛大眾”。

　　鄒韜奮的愛國報刊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惱怒。自1939年4月起，生活書店各分店被迫停業(yè)，經(jīng)理一級有40余人被捕。1941年2月25日，鄒韜奮憤而辭去國民政府參政員職務(wù)，秘密離渝赴港。

　　1941年4月8日，《華商報》在港創(chuàng)刊。鄒韜奮不僅忙于編務(wù)，還撰寫專欄連載《抗戰(zhàn)以來》，“以一個平凡記者的姿態(tài)”，記錄了在國民參政會期間的親身經(jīng)歷，以“喚起國人對于政治改革的認識和努力”。

　　1941年5月17日，《大眾生活》在港復(fù)刊，鄒韜奮任主編。鄒韜奮辦刊的經(jīng)驗就是抓社論和讀者來信這“一頭一尾”。《大眾生活》最盛的時候一個月收到1萬多封讀者來信，需要4個人同時專門負責(zé)拆信與抄信。鄒韜奮稱讀者來信為“本刊真正的維他命”，投入大量時間精力閱讀來信和回信，其熱情“不遜于寫情書”。

　　“吾黨的光榮”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1942年1月，在中國共產(chǎn)黨幫助下，鄒韜奮隨進步文化人士轉(zhuǎn)移到東江抗日游擊隊駐地。此時，他已遭到國民黨密令通緝。11月，在周恩來的建議安排下進入蘇中抗日根據(jù)地。不久因耳疾復(fù)發(fā)返滬治療。

　　患病期間，鄒韜奮堅持寫作。他在《對國事的呼吁》中記述自己在抗日根據(jù)地看到了“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看到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團結(jié)各階層以解決一切困難的情形”“對于偉大祖國更看出了前途光明”。

　　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與世長辭，遺囑“請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斗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遺囑亦望能妥送延安”。9月28日，中共中央向其家屬發(fā)出唁電：“先生遺囑，要求追認入黨，骨灰移葬延安，我們謹以嚴肅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臨終的請求，并引此為吾黨的光榮”。11月15日在延安舉行的鄒韜奮追悼大會上，毛澤東題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wù)，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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