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推動真理標準大討論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仍兼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他創(chuàng)辦的《理論動態(tài)》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引導讀者思考理論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在廣大學員中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1978年3月，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孫長江提出為《理論動態(tài)》寫篇文章，題目定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此同時，南京大學政治系教師胡福明也寫了一篇同一命題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他是應《光明日報》哲學組之約，于1977年9月完成，經過多次修改，《光明日報》決定將此文刊登在1978年4月11日的第77期《哲學》專刊上。

就在這時，楊西光調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他看了胡福明寫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認為主題重要，但分量不夠。他和編輯部的馬佩文、王強華、張義德等同志反復修改了幾次，指明要突破理論的局限，加強反對“兩個凡是”的思想性和戰(zhàn)斗性。他決定，把它從《哲學》專刊上撤下來，在《光明日報》頭版發(fā)表，擴大這篇文章的社會影響。

楊西光希望能得到耀邦同志大力支持，并請《理論動態(tài)》的同志們幫助修改。最后請耀邦同志定稿，先在《理論動態(tài)》上內部發(fā)表，然后《光明日報》用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公開發(fā)表。

胡耀邦欣然同意，表示盡力支持。胡福明的文稿送到黨校后，由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請當時也已寫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稿的孫長江修改。吳江對孫長江說：“把你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吧！”孫長江在胡福明文稿上做了許多改動，在理論方面和引文方面作了許多補充，特別是增強了針對“四人邦”論點的現實戰(zhàn)斗性。經吳江修改后，送給胡耀邦審閱。

胡耀邦看到此文后無比興奮，連聲叫好。他同時深思：如何使此文突破當時的新聞制度，得以順利發(fā)表？他當機立斷，于5月6日召集《理論動態(tài)》組成員在他家里討論，由他最后定稿。胡耀邦說，這個問題關系重大，我們一定要仔細推敲，理論上、政治上都要做到無懈可擊。

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親自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第60期《理論動態(tài)》上刊出。

次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署名“《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在《光明日報》頭版刊發(fā)。

第三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作了轉載。接著，全國大多數地方報刊也陸續(xù)轉載。

這么多新聞媒體如此迅速刊登、轉載一篇文章，這在宣傳工作史上實屬罕見，因此立即轟動全國。

這篇文章分“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革命導師是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榜樣”和“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等4個部分。文章開門見山地寫道：

檢驗真理的標準是什么？這是早被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解決了的問題。但是這些年來，由于“四人幫”的破壞和他們控制下的輿論工具大量的歪曲宣傳，把這個問題搞得混亂不堪。為了深入批判“四人幫”、肅清其流毒和影響，在這個問題上撥亂反正，十分重要。

文章在“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這一部分里說：

一個理論，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實際，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會實踐來檢驗。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基本原理。

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毛主席說：“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fā)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義論》）“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論》）這里說的“只能”、“才是”就是說，標準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就不能到主觀領域內容去尋找，不能到理論領域內去尋找。思想、理論的本身不能成為檢驗本身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的標準。……因此，正是實踐，也只有實踐，才能夠完成檢驗真理的任務。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承認為真理，正是千百萬群眾長期實踐證實的結果。……長期的革命實踐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終于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思想。

檢驗路線之正確與否，情形也是這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個革命政黨的路線是否正確，同樣必須由社會實踐來檢驗。

在“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這一部分里，文章寫道：

只有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才能使偽科學、偽理論現出原形，從而捍衛(wèi)真正的科學與理論。這一點，對于澄清被“四人幫”搞得非常混亂的理論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這個事實雄辯地說明，他們自吹自擂證明不了真理，大規(guī)模的宣傳證明不了真理，強權證明不了真理。他們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自居，實踐證明他們是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治騙子。

但同時我們用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義，仍然一點也不能離開當前的（和過去的）實踐，只有從實踐經驗出發(fā)，才能使這些原理顯出巨大的生命力……

在第三部分“革命導師是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榜樣”里，文章列舉了馬克思、恩格斯對《共產黨宣言》的態(tài)度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斷地根據革命實踐給以修訂、發(fā)展、完善和毛澤東修改他的某些觀點的事例，然后說：

他們并不認為自己提出的理論是已經完成了的絕對真理或“頂峰”，可以不受實踐檢驗；并不認為只要是他們作出的結論，不管實際情況如何都不能改變；更不要說那些根據個別情況作出的個別論斷了。他們處處時時用實踐來檢驗自己的理論、論斷、指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尊重實踐，尊重群眾，毫無偏見。他們從不允許別人把他們的言論當作“圣經”來崇拜。毫無疑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必須堅持，決不能動搖；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并不是一堆僵化不變的教條，它要在實踐中不斷增加新的觀點、新的結論，拋棄那些不再適合新情況的個別舊觀點、舊結論。

文章在“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部分里，其現實針對性更高、更突出，也更具有戰(zhàn)斗性。文章說：

馬克思主義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強調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永遠沒有完結，就是承認我們的認識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終完成，就是承認由于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我們的認識可能犯錯誤，需要由實踐來檢驗，凡經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或者不符合實際的東西，就應當改變，不應再堅持。事實上這種改變是常有的。毛主席說：“真正的革命的指導者，不但在于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fā)展階段向另一發(fā)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于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著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作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于新的情況的變化。”（《實踐論》）林彪、“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胡謅什么“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實踐證明，他們所說的絕不是毛澤東思想的真理，而是他們冒充毛澤東思想的謬論。

現在，“四人幫”及其資產階級幫派體系已被摧毀，但是，“四人幫”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還遠沒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曾經批評過的“圣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種傾向依然存在。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工作中，“四人幫”都設置了不少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qū)”，對于這些“禁區(qū)”，我們要敢于去觸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學無禁區(qū)。凡有超越于現實并自奉為絕對的“禁區(qū)”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黨的十一大和五屆人大，確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新的發(fā)展時期的總任務。社會主義對于我們來說，有許多地方還是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要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需要我們去認識，去研究。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fā)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tài)度是錯誤的。我們要有共產黨人的責任心和膽略，勇于研究生動的實際生活，研究現實的確切事實，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只有這樣，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tài)度，才能夠逐步地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前進，順利地進行新的偉大的長征。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反映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強烈愿望，說出了人們長期以來想說而不敢說的心聲。此文一經發(fā)表，在神州大地引起強烈震撼，人們拍手稱快。

這篇旗幟鮮明與“兩個凡是”針鋒相對的文章，理所當然地遭到“凡是派”的反對，他們視它是在“砍旗”，是企圖全盤“否定毛澤東思想”。

文章發(fā)表后的第三天，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負責同志，在5月17日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害是說毛澤東思想是“枷鎖”、“禁區(qū)”，所以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思想上是反動的，在行動上是砍旗的。還質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中宣部部長緊接著把參加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各省代表團團長召集到釣魚臺。他先是委婉地說自己對這篇文章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摸透，然后又讓大家發(fā)表不同意見。他不肯直接地批評這篇文章，但卻勸告大家要提高鑒別能力。因為，《人民日報》轉載了，新華社發(fā)了，也不就是定論了。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尖銳批評“兩個凡是”。他的講話于6月6日在《人民日報》上全文發(fā)表，標題為《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然而，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負責同志當著北京數十個新聞單位領導人的面，嚴厲批評胡績偉和曾濤，提出“接受教訓，下不為例”的警告。

面對重重壓力和阻攔，胡耀邦毫不退卻，挺身而出，奮起反擊。

他于5月13日下午召集《理論動態(tài)》的同志到富強胡同他家里開會，和大家商量對策。他早就說過：“我不下油鍋誰下鍋？”此刻，他更加義無反顧，帶頭對“砍旗”和“反對毛主席”之類的說法，進行有力的批駁。他決定組織大家再寫一篇題為《歷史潮流滾滾向前》的文章。同時，跟大家研究了《理論動態(tài)》近期的幾個選題。他認為人民經過“文化大革命”，絕不會讓災難的歷史重演！歷史潮流滾滾向前，誰也阻止不了。真理越辯越明，我們必須寫這樣一篇文章，講清楚這個辯證法。

1978年6月30日《理論動態(tài)》第72期發(fā)表了《歷史潮流滾滾向前》一文。同一天，《人民日報》以“岳平”署名發(fā)表此文。7月2日《光明日報》全文轉載。這是從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高度對堅持“兩個凡是”觀點的回答。

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從此揭開了序幕。

在胡耀邦的推動下，《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新華社以及全國輿論界和各級黨委，廣泛、積極地參加了討論。正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5期上發(fā)表的《胡耀邦同志傳略》中說的：“他組織和推動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重新確立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做了理論準備。”

這次大討論的強有力的領導者和支持者是鄧小平。早在“兩個凡是”公開見報的當月，鄧小平對前來看望的王震談道，“兩個凡是”不行，“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 4月10日，他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闡述自己的思考。其后，他又同來看望他的汪東興、李鑫等，明確表示他對“兩個凡是”的觀點。5月24日，他對中央的兩位同志進一步指出，“兩個凡是”不行，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這些重要思想，為真理標準大討論指明了方向。

鄧小平說，他事前并不知道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后來聽說爭論很大，才找來一看，果然寫得很好，理論上、政治上都沒有問題嘛，也并不存在“砍旗”嘛。

1978年5月30日，鄧小平同胡喬木等談到他準備在全軍政治工作上講話的內容時說：“有的同志對這次政治工作會議的兩個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政治工作的提法，同華主席講的新的發(fā)展時期的總任務不一致；認為要保證人民解放軍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提法同毛主席講的人民軍隊革命本質也不一致。”他指出：“只要你講話和毛主席講的不一樣，和華主席講的不一樣，就不行。毛主席沒有講的，華主席沒有講的，你講了，也不行。怎么樣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講的，全部照抄才行。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這是當前一種思潮的反映。” 接著，他在6月2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旗幟鮮明地針對“兩個凡是”的思潮，精辟地闡述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7月21日，鄧小平找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談話，要他對“真理標準”的討論不要設置禁區(qū)。他嚴肅地指出：“不要再下設禁區(qū)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從此，所有的報紙都發(fā)表這類文章。

7月22日，《人民日報》發(fā)表邢賁思題為《哲學的啟蒙和啟蒙的哲學》的文章。過了幾天，胡耀邦又召集《理論動態(tài)》人員開會布置關于真理標準的另外一篇文章——《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經受實踐的檢驗》，由王聚武執(zhí)筆。經過幾次討論，胡耀邦幾次修改定稿，于9月10日在《人民日報》和第84期《理論動態(tài)》發(fā)表。新華社立即轉發(fā)全國。

為了正面回答堅持“兩個凡是”觀點的同志“砍旗”的責難，胡耀邦叫黨校理論所研究室主任吳江寫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吳江把文稿送到《解放軍報》負責編輯工作的姚遠方副社長手中。姚遠方立即轉給了社長華楠。

胡耀邦感到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負責同志已經給《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下了指令：不準再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類文章，怎么辦呢？他在屋里來回踱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煙，滿屋煙霧彌漫。他突然興奮地對梁金泉說：“有了，找羅大將支持！”胡耀邦立即寫了一封信，附上吳江的文稿，讓梁金泉坐汽車親自送到羅瑞卿家里。胡耀邦深深懂得羅瑞卿必然會支持這類文章的發(fā)表。

羅瑞卿一直非常關注“真理標準”討論，他是對“真理標準”討論作出杰出貢獻的將軍代表。

1978年5月11日，時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看了《光明日報》發(fā)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后，拍案而起，連聲叫好。他對前來匯報有關工作的華楠等解放軍報社領導說：“‘真理標準’那篇文章，是體現了一個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大問題。聽說有幾位秀才還不大贊成，我想勸勸他們。”

1978年4月26日至6月6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召開。羅瑞卿在會上指出：“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就是宣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宣傳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我們不從現代迷信中走出來，就一步也前進不了。”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之后的當天晚上，羅瑞卿就給解放軍報社負責人打電話，要求《解放軍報》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組織發(fā)表宣傳文章。

羅瑞卿收到胡耀邦的信和吳江的文章后，當即拍板：“以《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fā)表此文。羅瑞卿認為，這樣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

羅瑞卿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的關注，并沒有到此為止。在這篇文章即將見報之際，羅瑞卿親自動手，兩次修改此文。

羅瑞卿高興地對有關編輯人員說：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實，理論水平更高。他批示要在文章中引用毛主席和鄧小平的有關論述，做到立論更穩(wěn)，無懈可擊。

文章定稿后，羅瑞卿打電話對《解放軍報》負責人說：發(fā)表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對，準備駁。又說，不要緊，出了問題首先由我負責，要打板子打我。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文章于6月下旬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解放軍報》發(fā)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同時轉載，新華社發(fā)了統(tǒng)稿，進一步加快了真理標準討論的進程。

羅瑞卿還多次打電話給《人民日報》。

主要是考慮到《解放軍報》雖然是中央“兩報一刊”之一，但畢竟只限于軍內發(fā)行，一般的讀者讀不到《解放軍報》，所以要擴大《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的影響，必須借助于《人民日報》轉載。

羅瑞卿在1978年6月23日22時至24日凌晨2時之間，三次打電話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在這一個接一個的電話中，羅瑞卿反復強調：如果《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發(fā)表后，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在羅瑞卿的支持下，《人民日報》消除了顧慮，決定轉載。

既然是轉載，那便是《解放軍報》先發(fā)表，《人民日報》在翌日或晚些時再刊登。可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是在三令五申“下不為例”下推出的，長達1.6萬字的“重磅炸藥彈”，《解放軍報》一發(fā)表，必然會引起注意，很可能會受到來自高層的強大壓力。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發(fā)表后，有人說這篇文章堪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姐妹篇；有人則認為，與包括邢賁思的《關于真理的標準問題》在內的前兩文相比，這篇文章更尖銳，更潑辣。

文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林彪、‘四人幫’對理論與實際關系的根本顛倒”；第二部分，“理論指導實踐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實踐檢驗理論，而使理論得到補充、糾正、豐富和發(fā)展的過程”；第三部分，“對不可知論、懷疑論及其它哲學怪論的最有理的駁斥是實踐”。

這篇文章，以其鮮明的觀點，充分的依據，雄辯的事實，嚴密的邏輯，周詳的內容，磅礴的氣勢，給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有機的配合和堅決的支持。這是羅瑞卿積聚其生命的最后創(chuàng)造力，為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所做的最后一次沖刺！在這篇文章發(fā)表40天后的1978年8月30日，因手術中心臟病猝發(fā)，羅瑞卿告別了人間。

“真理標準”大討論在全國轟轟轟烈烈地展開。1978年8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了黑龍江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真理標準和民主集中制問題的消息，省委書記楊易辰根據實踐標準作出結論說：“文革”前的省委是紅的，不是黑的。這個結論實際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對原省委的奪權，否定了毛澤東對原省委的批評。實際上是用事實表態(tài)支持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觀點。

楊易辰首次表態(tài)之后，堅持“兩個凡是”的同志當然也不會善罷甘休。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信訪工作召集人會議上講話說：“落實干部政策的根據是什么，也就是干部過去的實踐。判斷對干部的定性和處理是否正確，根本的依據是事實。經過對實際情況的調查核實，分析研究，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10月3日，中央辦公廳一位副主任不準把胡耀邦這些話寫進會議文件，理由是：現在有人要翻天安門的案，這不是壓中央嗎？他還指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矛頭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的人用主席的話批主席。他甚至說：有的不僅是針對毛主席，也是針對華主席。有的省委常委表態(tài)，黑龍江的楊易辰說五不怕，不對嘛。這股風很大，要頂住是不容易的。有人說要全面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但是做起來就不那樣了。

堅持“兩個凡是”論者并不認輸，還繼續(xù)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們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挑起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爭論。這次會上，陳云用實踐標準提出了彭德懷等一系列重大案件和一些高級領導干部的功過是非評價問題，要求為這些同志平反，受到與會大多數同志的支持，突破了“兩個凡是”的框框。

筆者曾專程赴京采訪《人民日報》原總編輯胡績偉，他對關于真理標準討論進行了認真的回憶。他說：“在真理標準討論宣傳中，胡耀邦同志不僅一再找作者商談如何寫作，寫出初稿后如何一再修改，而且他還考慮如何發(fā)表。按一般情況，這樣精彩的重要文章，應該作為《人民日報》的社論來發(fā)表。他同我討論過幾次。如果作為社論，按組織原則，必須事先送給分管宣傳的中央領導同志審查，那就肯定通不過。先放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然后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這是耀邦的精心策劃，是同楊西光和我一起商量決定的。這篇文章登出來的當天晚上，吳冷西打電話對我進行了嚴厲批評，我先用電話向耀邦同志作了通報，第二天我把記錄稿親自送給他。他說，這當然不是吳冷西一個人的意見，他是領導者的代言人，必須撰寫另一篇文章來進行針鋒相對的批駁。這時，《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雖然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和擁護，但也受到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領導同志等的嚴厲批評。因而在第二篇寫作過程中，耀邦同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羅瑞卿同志商量好后，用《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上同天發(fā)表。這也是他同我們幾個新聞單位事先約定好的，這充分反映了耀邦同志的卓越膽識和領導藝術。”

“為了掃除這場討論的思想阻力，乘勝前進，胡耀邦繼續(xù)組織力量為《人民日報》撰寫了《評‘左’比右好》、《端正對馬克思主義的態(tài)度》、《跳出框框多想點問題》、《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經受實踐檢驗》等本報評論員文章。這些都是經過胡耀邦的精心策劃、一再修改過的。比如他在審閱《端正對馬克思主義的態(tài)度》一文的原稿時，在‘用科學的態(tài)度對待毛澤東思想，就必須以發(fā)展的眼光看毛澤東思想，決不能把它看成凝固不變的’一段話之后，胡耀邦親筆加上了這樣一段話：‘這種認為革命導師說過的一切都要照搬照抄照辦，而沒有說過的都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干的態(tài)度，是直接違背馬克思主義的。’

“在這個討論開展的過程中，耀邦同志還經常指點我，要報道哪方面討論的新聞，要注意側重于思想理論方面的討論，千萬不要大轟大嗡，不能搞形式主義。”

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國除安徽、北京市以外的27個省市自治區(qū)等一把手或主要負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qū)、各總部負責人，均先后發(fā)表講話或撰文表示支持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一致認為，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個真理意義的原理，是我黨、我國人民又一次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

胡耀邦“按照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組織和推動了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為沖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作了理論準備”。 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會議高度評價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于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fā)，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