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破“組織枷鎖”
胡耀邦選擇打破“組織枷鎖”的突破口是糾正極左路線下的大量冤假錯案，解放數(shù)以百萬計的干部和知識分子，從組織上準備中國的歷史轉變。這是從1977年12月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長時開始的。
組織領導平反冤假錯案，是同胡耀邦的名字聯(lián)在一起的。
人們不會忘記早在60年代初奉中共中央之命，赴安徽查實了張愷忛及李世農、楊效椿兩案冤屈、震動全國的胡耀邦。
人們不會忘記剛粉碎“四人幫”就提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的胡耀邦。
胡耀邦在一次談到平反冤假錯案，不但要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歷史上一切冤假錯案都要平反時，講過一席感人肺腑、令人永不忘懷的話，他說：“禁錮我們這個民族的創(chuàng)造力的，一種是精神枷鎖，什么‘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zhí)行，不理解的也要執(zhí)行’。一直到‘兩個凡是’，各種各樣的教條主義；還有一種是組織枷鎖，歷次運動積累起來的冤假錯案，各種錯誤的組織結論，把干部、知識分子壓得抬不起頭來，他們的親屬、朋友，被剝奪了擔任適當工作的權利，無法發(fā)揮各自的聰明才智。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與世界上的發(fā)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
在胡耀邦組織推動打破精神枷鎖這個“突破口”時，遇到當時的黨中央副主席的種種阻力和刁難。
同樣，胡耀邦在組織領導平反冤假錯案這個“突破口”上，也遇到了來自他的種種阻撓。當時的黨中央副主席是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組長，掌握負責“專案”的審查大權。他堅守一個信條，凡是毛主席同意審批下構成的冤假錯案，一律不準平反，否則就是“損害毛主席的旗幟”。胡耀邦針對“兩個凡是”，提出“兩個不管”：“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搞的，不管哪一級、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當即有人問：“毛主席批的怎么辦？”胡耀邦理直氣壯地回答：“照樣平反！”
就這樣，胡耀邦以“要下油鍋我先下，要上刀山我先上，要入地獄我先入”的“三先”勇氣力排眾議，無私無畏，為平反一切冤假錯案煞費苦心，嘔心瀝血。
粉碎“四人幫”已一年多，但各種申訴案件和干部問題，仍然由脫離黨和群眾監(jiān)督的中央專案組的三個辦公室把持著，不許撥亂反正。中央專案組的人甚至對胡耀邦到中央組織部后進行的工作大發(fā)脾氣，說：“現(xiàn)在的翻案風如此猖獗，都翻到我頭上來啦！”
胡耀邦面對“左”的重重阻力，下決心要發(fā)揮中央組織部的職能作用。為此，他不再理睬各種議論，直接向黨中央負責報告，不再受中央專案組的牽制。
他發(fā)動和依靠廣大干部群眾，進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僅一年之內，就召開了十幾次各省、市、自治區(qū)和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的座談會，研究了數(shù)百件各種不同類型的案件。他力排眾議，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
他創(chuàng)辦的《組工通訊》第一篇文章就是《抓緊落實黨的干部政策》，文章指出，做好落實干部政策工作的基本要求是：
（一）過去受審查需要做結論而沒有做結論的，要盡快做出正確結論；
（二）已做結論但不正確的，要改正過來，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推倒；
（三）可以工作而沒有分配工作的，要盡快分配適當工作；已分配工作但不適當?shù)模M行調整，年老體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
（四）對受審查期間死去的同志，要實事求是地作出結論，并把善后工作做好；
（五）無辜受牽連的親屬、子女、親友、身邊工作人員中應予解決的問題，要妥善解決。
為了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胡耀邦多次在中央組織部會議上說：“必須堅持糾正過去的錯誤”，“建國以來的冤案、假案、錯案，不管是哪級組織，哪一個領導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胡耀邦多次向各級黨委和黨的組織部門提出：要站在黨的立場上，為那些在冤假錯案中受害的同志奔走，“必須旗幟鮮明，堅持沖破阻力，一件一件地辦到底。”他批評那些在落實政策中“推”、“拖”的官僚主義作風。他要求黨的組織部門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中，要“做驅逐官僚主義的模范”，要“警惕每天在我們身邊游蕩的官僚主義的幽靈”。
在要求復查中央專案和召開全國組織部長會議的問題上，一連碰了幾個大的“絆腳石”，胡耀邦把中組部的幾位局長召來開了個會。
胡耀邦說：幾個月來，在好幾位老一輩的招呼下和廣大干部群眾的呼吁與支持下，我們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堅定的，但是實際進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專案組審查對象的檔案材料都在中央專案組手里，他們不肯交出來，也不讓我們插手復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們講話也不頂用，連召開一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qū)組織部長和中央各部委有關負責人會議，以推動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實，都得由中央批準，實際上就是不讓開；第三，我們主張辦任何事都是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更得實事求是，有人就打出“兩個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批的案子，即使不那么實事求是，也只好隨他去。
“在這種情勢下，我們應該怎么辦？”
胡耀邦期待大家暢所欲言，建言獻策，提出打開缺口的辦法。與會者討論熱烈而活躍，最后議決：
第一，有人不準開百人以上的大會，就分批召開省、市、區(qū)、部委的小會，叫做“疑難案例座談會”；幾個小會加在一起，不是全國也是全國的大會了。過去打仗連死都不怕，還怕多費口舌多勞累？
第二，“兩個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須打破的。如果不打破“兩個凡是”，讓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顯的錯誤想法和做法繼續(xù)照樣執(zhí)行，一切的一切還是以“階級斗爭為綱”，還是讓全國人心渙散、相互戒備、相互斗來斗去，我們這個國家的任何主義的現(xiàn)代化都談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黨亡國的同志，都必須挺直腰板與這種錯誤思潮作斗爭。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區(qū)黨委組織部長發(fā)通知，請他們帶著一些最棘手的疑難案例來開會，一個又一個小會接連著開，堅決沖破不準開大會的壁壘。
那么誰來主持這一系列座談會？
胡耀邦與這幾位局長談話后經(jīng)過一番思考，決定由中組部調查組的高奇具體操辦省、市、區(qū)組織部長分批參加的座談會。
胡耀邦把高奇請到自己辦公室，對他說：“你來具體操辦‘疑難案例座談會’，怎么樣？”高奇說：“我還沒主持過這樣的會，中央又沒有解決疑難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時還沒有，”胡耀邦說，“這得靠我們去討論實踐。我現(xiàn)在只能給你四個字：實事求是。你就按這個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難色。他說：“您已知道我資歷淺，而座談會要研究的案例，許多都是省部級領導干部的問題，我……我……”
胡耀邦走到高奇面前，指著他說：
“你還記得《論語》中的這句話嗎？‘見利思義，見危受命’。還有，李大釗同志有一句名言：‘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你這也是見危受命，去擔起我們黨的道義。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再說，如果以后形勢有了‘重大變化’，首先處分我，然后再處分你，怎么樣？因為是我叫你干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動了。他覺得，胡耀邦這一言一行，都體現(xiàn)出一位真正共產黨人的非凡膽略和勇氣，對黨對人民的極端負責精神，他應該學習。他霍地站起來，握著胡耀邦的手：“胡部長，您放心，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見辦好這件事！”
隨后，第一次座談會于1978年2月下旬在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舉行。
這是沒有主席臺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圓桌會議。胡耀邦也在座，他的座位前也沒放寫有“胡耀邦”三字的牌子。事前他對安排座次的同志說：“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親切。”
座談會結束時，胡耀邦向參加座談會的同志以及中組部的同志講話。他的第一句話是：“為什么要采取座談會形式？”
有人回答：“這是走群眾路線。”
“對！”胡耀邦說，“這就是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是分不開的。群眾路線走得好，實事求是就可能做得更好。”
談到會議主題時，胡耀邦說：“在我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為了革命走到一起來的，怎么能夠委屈別人呢？每個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問題，一定要聽取本人對有關情況的陳述，任何人不能武斷地下結論。這也是走群眾路線的一個方面。關心和愛護干部，錯就是錯，都講在明處，絕不能搞兩本賬。什么‘內控’、‘內掛’的做法，在戰(zhàn)爭年代，敵人分割封鎖、交通不便、活動艱難的情況下，一時很難搞清問題，迫不得已地這樣做還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時期，交通四通八達，如果還習慣成自然地這么來，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諒的。至少，這是對革命工作、對革命同志的不負責任。”
他接著說：“請同志們來，目的只有一個：認認真真地平反冤假錯案，切切實實地落實好干部政策。有什么十分難辦的疑難案件，擇其典型拿到這個會議上討論研究，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求出一個最妥善的解決辦法，來突破我們面臨的‘哥得巴赫猜想’……”
后來根據(jù)會議不斷提出的一些問題和分歧意見，胡耀邦的講話越來越深刻，越來越近于同“兩個凡是”的直接交鋒。
他先后講過這樣一些問題：
全國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個冤案究竟牽涉到多少人？單是波及全國的“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大冤案，在內蒙古自治區(qū)內就有數(shù)十萬人遭殃，其中數(shù)萬人被刑訊逼供而終身殘疾，上萬人含冤而死……這么多的冤屈，都有待于大家去昭雪。至于占總數(shù)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級、副部級以上高級干部被強加的罪名，最輕的也是“走資派”、“執(zhí)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路線”、“派工作組鎮(zhèn)壓革命運動”，其他的則都是“踏上一雙腳，永世不得翻身”的。還有成千上萬的“5?16分子”。“什么‘5?16’？不就是那3個阿拉伯字嗎？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不但平反這些冤假錯案的進度緩慢，就是與干部審查不沾邊的、去“五七干校”勞動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全國就以幾十萬計，這怎么得了？召開這樣的座談會，不但要認真研究解決疑難案件，同時也要研究盡快解決這許多同志的工作分配。關于疑難案件的正確解決，必須打破專案工作的神秘化，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對于歷史上做過結論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餅的，必須予以精察細看，看看這個“翻”究竟有沒有必要？如果原來的結論基本正確，組織部門理應維持；如果發(fā)現(xiàn)新問題無關大局，也不能影響原來的結論。
對于“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絕對不能翻”的說法，胡耀邦說：依我看，這種說法未免太絕對化了。小平同志說過，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而不能孤立地、割斷歷史地對待毛主席的某一個決定和某一句話。對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認為我們應當這樣看：第一，毛主席很偉大——主要是在他的領導下，我們黨才取得了革命戰(zhàn)爭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哺育成長了一代又一代新人；第二，他也不是完人，特別在他的晚年，他也有缺點錯誤，有些缺點錯誤還不能說不嚴重，如他發(fā)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例子；第三，正是遵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理，我們黨能夠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些錯誤。
這就是對待毛主席的“三點論”。請同志們想一想：對待他老人家是不是可以用這“三點論”。如果這“三點論”可以成立，那么對過去的許多疑難案件，當初不管是什么時候、什么人定的批的，哪怕就是他老人家定的批的，或是他老人家“圈閱”同意的，只要是錯了的，都應該實事求是地予以平反改正；而且在哪個場合或范圍弄錯的，就在原來的場合、范圍內平反改正，有的還得登報消除影響，不能含糊。
座談會上有同志說：必須以共產黨人的光明磊落態(tài)度，來徹底糾正一切錯誤。
胡耀邦說：我舉雙手贊同這些同志的意見。因為我們的革命成果來之不易。它是我國人民在我們黨的領導下，經(jīng)過了幾十年的艱苦斗爭得來的，是千百萬同志和黨外志士仁人用鮮血換來的。盡管在我們前進途中遭受過多少個挫折，吃了無數(shù)的苦頭，但我們也從挫折中吸取了教訓，善于傾聽實踐的呼聲及時猛省，努力改正，力求避免再發(fā)生全局性和長期性的錯誤，奮起掃除我們隊伍中的一切陰暗面，如果仍用人民授予的權力掩蓋和否認已存在的錯誤，那么這種掩蓋和否認，比那些錯誤本身更不可原諒。唯一的辦法，在當前，就徹底地平反冤假錯案，全面落實干部政策和其他各項政策，快刀斬亂麻，真正扎實地干下去，不能再“口號喊得兇，干得很稀松”，更不可再干新的喪盡人心的事。這就需要我們真正地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把每一個冤假錯案的平反堅決辦到底。同時要堅決反對落實政策中的推脫敷衍的官僚主義作風。都做驅逐官僚主義的模范，時刻警惕在我們身邊游蕩的官僚主義幽靈。對于過去在“審干”工作中違反過黨的實事求是原則、冤屈了一些好同志或犯有其他類似錯誤的人，只要認識了錯誤并表示堅決改正的，我建議“多換思想少換人”，團結起來邁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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