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冤假錯案

1978年3月21日至4月24日，中央組織部分三批召開了中央國家機關和部分省、市、自治區(qū)研究疑難案件座談會。胡耀邦每次講話強調，落實干部政策決不是可有可無、可做可不做的問題，而是關系到我們黨是不是實事求是，是不是是非分清的問題，是不是真正的堅持原則的問題。一句話，是關系到按照黨章來建設馬克思主義黨的大問題。會后，各地區(qū)、各部門克服了行政管理困難，排除重重干擾，推進了落實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

自從胡耀邦在中組部上任以后，不但中組部大門前有許多上訪者，就在東城富強胡同6號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著上訪人群。胡耀邦早對門衛(wèi)人員打了招呼：“對找我申訴的上訪人員，一律不要阻攔。”

一天大清早，武漢鋼鐵設計院黨委書記朱鴻翔，來到耀邦的家門前。他向門衛(wèi)說明了來意，就直奔后院，毫無阻礙地進了胡耀邦臥室。胡耀邦夜間與《人民日報》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凌晨兩點才睡覺，這時還沒有起床。他聽到匆匆的腳步聲，便一骨碌坐起來，忙問有何事。朱鴻翔說明了身份，說是上訪要求申冤的。

胡耀邦邊穿衣服邊說：“你來找我可找對了。有什么冤苦，請說吧。”

原來朱鴻翔的妻子周蘇是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的干部處長，“文革”中遭到“四人幫”死黨的殘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沒有人為她平反昭雪。胡耀邦動情地說：“我一定要為周蘇同志徹底平反！”

這時已是早晨7點鐘了。家里人招呼胡耀邦快吃早飯好上班。

胡耀邦匆匆刷牙抹把臉，帶著朱鴻翔來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幾位上訪人。

胡耀邦請他們一一在長條餐桌的兩旁坐下，自己坐在一頭邊喝稀飯邊說：“時間緊，只能這樣和大家說話了，請同志們原諒！”

他接著對朱鴻翔繼續(xù)說：“我們一定會為周蘇同志徹底平反。但現(xiàn)在冤假錯案積累如山，請你給我們一點時間。你看給我們3個月的時間行不行？如果過了3個月，周蘇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來找我，你看怎么樣？”

朱鴻翔連連應聲“好好好”。胡耀邦這才轉向另一位上訪者。等他放下飯碗，6位上訪人都已談了話。他與他們在住宅門前一一握手，才登車去中組部。

不到3個月，周蘇的冤案就徹底平反了。

1978年6月25日，鄧小平在要求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平反的申訴材料上批示：“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 胡耀邦以此為契機，大力推動整個平反冤假錯案工作。

1978年8月初，葉劍英對胡耀邦提出：黨的歷史上的功過是非，要“堅決不動搖地弄清楚，不論是什么時期，不論什么人，來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 胡耀邦立即向中組部傳達了葉帥的意見，要求結合實際，深入貫徹執(zhí)行。

1978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fā)出通知，決定召開全國信訪工作會議，研究如何處理日益增多的申訴信和上訪人員，如何落實政策才算執(zhí)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

這次會議是胡耀邦剛到中組部時就向中央建議舉行的。汪東興讓胡耀邦主持這次會議，并作重要講話。胡耀邦非常重視這次講話，他請來政研室和干審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協(xié)助起草講話稿。有人提出胡耀邦最好不要去參加這次會議，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碴兒，你還送上門去？”

胡耀邦理直氣壯地說：這正是廣泛動員平反冤假錯案的最好時機，是踏破鐵鞋也難找的最好講壇，我們絕不能放過。我們要永遠記住這八個字：堅持真理，旗幟鮮明。尤其是在有關黨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贊成什么，反對什么，更要明確表明自己的觀點。那種不講原則“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作風，是同我們黨的性質水火不相容的。“兩個凡是”說到底就是搞個人崇拜。我相信我們黨總有一天將會作出這樣的歷史性決議：永遠禁止個人崇拜。因為一搞個人崇拜，就根本談不上什么民主，談不上實事求是，談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迷信。林彪、“四人幫”搞了這么多年的個人崇拜，對全黨全國造成的危害之大，難道還不夠嗎？

胡耀邦說到這兒，在座的有人說：“您說的都很對，但是現(xiàn)在人家既然一直強調‘兩個凡是’，就會說我們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標準’文章出來時就已經(jīng)有這種議論了。對這種謬論的反駁，我們要想得周全些。”

胡耀邦接著說：“說得對。關于如何正確對待毛主席，我們與‘兩個凡是’論者有原則的區(qū)別。對待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和正確的思想路線，我們一定要遵循不變；對毛主席晚年的錯誤，則絕對不能延續(xù)不變，否則，就是對黨對人民的不忠。”

這次談話后，一連數(shù)日，胡耀邦在辦公室一有時間就向政研室的苗楓林等同志口授全國信訪工作會議講話的主要內容，委托苗楓林起草講話稿。對胡耀邦的這個講話，苗楓林認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發(fā)一場不小的爭論。他在起草過程中，盡量把觀點闡述得十分周密，無懈可擊。

胡耀邦接過苗楓林送來的稿子過目后，仍然覺得不理想。苗楓林勸阻胡耀邦：“最好等時機成熟了再講為好。”

胡耀邦義無反顧地說：“怕什么，就是下油鍋，也總得有人下嘛！”

接著他叫幾位“秀才”到他家一起研究改寫。那天，他坐著小木板凳，伏在客廳的茶幾上，親自執(zhí)筆，邊議邊改，一直忙到晚上10點。就是在這篇稿子里胡耀邦提出：“經(jīng)過對實際情況的調查核實，分析研究，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講話稿送審時，“兩個不管”這段話被刪去了。但胡耀邦在9月20日的會上正式講話時，還是頂住壓力照講不誤。

與會同志聽后很受鼓舞，許多地方參加會議的同志在聽完講話的當晚，就把講話的主要精神通過長途電話傳向了全國各地。大會秘書處在編發(fā)《簡報》時，刪去了胡耀邦講話的精髓——“兩個不管”。接著，續(xù)出的《簡報》借用某些會議代表之口，對胡耀邦的講話進行了一系列批評指責。

有人問胡耀邦：“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辦？”

胡耀邦說：“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還健在，也會恢復他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原則。所以，對他老人家過去批的定的被實踐證明了的冤假錯案，我們也應該平反改正。”

又有人說：“不管什么時候、什么人批的定的，這說法未免太大而無當了。如果這說法可以成立，那么國民黨時代定的冤假錯案，難道也得由我們去平反？”

胡耀邦當即嚴詞正色道：“國民黨統(tǒng)治都被我們推翻了，他們搞的冤假錯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對方被駁得啞口無言。

胡耀邦“兩個不管”的名言很快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擁護，成為落實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銳利武器。

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制定《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時，將“兩個不管”吸收進去，成為黨的法規(guī)。

一時間，一些省、市、自治區(qū)領導人、部門負責人紛紛寫文章、發(fā)表講話，消除阻力，落實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實際工作大大突破了“兩個凡是”的框框和禁區(qū)，不僅平反和糾正了因反對“四人幫”而遭受迫害和不公正處理的冤假錯案，而且開始平反和糾正“文化大革命”中乃至以前的冤假錯案。

到1978年底，一部分中央和地方受迫害的干部和各條戰(zhàn)線上的專家、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的錯案得到平反昭雪，恢復名譽，重新工作。

在此期間，從中央到地方，也開始清理“文化大革命”中定為反革命的案件28000多件，到1978年底，已復查的占24%。同時，各級組織在落實干部政策中，還開展了清理干部和職工的檔案工作，把打擊迫害干部職工的誣陷材料、派性材料和其他不應收入檔案的材料清理出來，予以銷毀。

其后，中組部《組工通訊》發(fā)表了胡耀邦在信訪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全文，完全恢復了“兩個不管”。

胡耀邦告誡人們，做好落實政策工作，是事關恢復和發(fā)揚我們黨實事求是的優(yōu)良作風，促使整個國家政治經(jīng)濟形勢好轉，調動積極因素，迎接新的歷史任務的大事，是關系到能否“任用人才”、“留住人才”和“實現(xiàn)四化希望”的大事，要“破除知識分子不能當黨委書記的陳腐觀念”。他要求各級領導認真負責地處理群眾來信。他自己以身作則，每天都認真閱讀處理群眾寫給他的信，做到了件件有著落。

胡耀邦一再談道：“中興偉業(yè)，人心為上”，在新的歷史時期，應下大決心把一大批干部解放出來。但在每一個地區(qū)、每一個單位、每一個領導干部，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并不完全一致，還被包圍在“權威第一”、“面子至上”的我行我素之中，一些冤假錯案很難平反，從胡耀邦的有關批示中可以看出他對撥亂反正的決心，也可以看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反復性和艱巨性。

1981年6月7日，他對一封申訴信批道：

現(xiàn)在我們仍有些黨委或組織部門，總以一些不能成為理由的理由，將一些該負責處理或解決的干部問題推脫不管，致使不少同志的問題長期無人負責，拖著不辦。退一步說，即使某個干部的問題確實該由別的單位負責處理和解決，但告到你那里來了，你也該站在黨的立場上，看看是否該解決。如果該解決，也應該替這個同志奔走到底，而不能采取一推了之的態(tài)度。采取這種態(tài)度，何年何月能夠成為“干部之家”？怎么能說得上主動地為黨工作？這個事你們要好好抓一抓，在《組工通訊》上發(fā)點討論，介紹一些好典型，批評某些錯誤的態(tài)度。

1981年6月13日，他在一封上訪信上批道：

我完全不清楚申訴人的情況，如果申訴是實情，要請上海迅速解決。解決的辦法，不必層層轉，可以一竿子插到底。解決時，也不必再搞可有可無的繁瑣查證，把基本情節(jié)弄確切了就可拍板（但一定要確實），這樣才能提高工作效率。現(xiàn)在我們不講“多快好省”了，其實，任何工作都有個“多快好省”的問題。什么事拖拖沓沓，繁瑣得要命，怎么可以談得上工作效率？

1981年7月5日，他對一封來信批道：

我已提過多次，革命隊伍中應充分發(fā)揚工作中的主動性，爭先恐后地工作，舊社會都把“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看成是志士仁人的美德，為什么我們隊伍中卻要斤斤計較這件事是歸他人負責還是歸我負責？……現(xiàn)在，大家都在喊反對官僚主義，其實官僚主義這個幽靈每天都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邊游蕩。我希望組織部門，首先是中央和省市兩級組織部門，更好發(fā)揮工作中的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做驅趕官僚主義的模范，從而帶頭在這個方面扭轉我們的黨風。

1981年12月5日，他在一份簡報上批示：

這種情況竟出現(xiàn)在中央的鼻子底下，真是難以想象。某些部門和某些干部如此膽大妄為地藐視和抵制中央政策而受不到制止和揭露，我認為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缺乏自上而下的檢查、督促。在這種情況下，許許多多好黨員好干部只好閉口不言或等待時機，而極個別的專搞歪門邪道甚至同“四人幫”仍有藕斷絲連的人，就公然我行我素，專橫跋扈起來。這個潛伏的危險，我們必須心中有數(shù)。出于此，我主張抓住這件事不放。

1982年6月26日，他對一封來信批示道：

據(jù)我觀察，黨外尚有不少朋友的政策根本沒有落實好。老實說，我對有些部門不了解實際情況，不密切聯(lián)系群眾，不堅決改正領導中的不良作風是感到很遺憾的。

這個案子請中組部、統(tǒng)戰(zhàn)部立即交民航迅速處理。不要再繁瑣考證了（當然“文化大革命”后的幾個情節(jié)要稍加查證一下），也不要再實行“那級黨委定的由那級黨委改正”這個誤大事的辦法了，由中組部和民航總局共同決定執(zhí)行。

1982年10月20日，他在一份簡報上批示：

我說過多次，落實政策問題要發(fā)現(xiàn)一個就嚴格檢查一個，正確處理一個。否則，可能拖上10年還得不到圓滿解決。現(xiàn)在，一切工作都要抓到實處，禁止老發(fā)一般化的指示、號召。

這一類的批示、批語不勝枚舉。從胡耀邦對待一些很難平反昭雪的冤假錯案和一些本該按政策給予落實的冤案，都充滿感情地給予關注。這就是后來人們稱贊胡耀邦一生干的實事、正事！

與胡耀邦相處了10年之久的吳江，在他著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一書中說：

平反冤假錯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功，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對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膽識，態(tài)度最堅決，斷案最公正，這是無人能夠否認的。中國共產黨內人才可謂多矣。胡耀邦之所以能夠在反“左”與平反冤假錯案方面敢作敢為，全憑他抱有共產黨人的一顆赤子之心，敞得開胸懷，容不得半點個人雜念和半點派別成見，痛恨整人之威，痛恨以整人之術作為向上爬的手段，痛恨將自己的權位建立在別人的冤屈和痛苦基礎之上。環(huán)顧今日共產黨，雄才大略位高權重者固不乏人，但像胡耀邦那樣在風波詭譎、派別林立的政壇中能夠終身懷抱赤子之心始終表現(xiàn)出獻身精神者，則實屬鳳毛麟角！

接替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宋任窮在其晚年的回憶錄中，對胡耀邦這一時期的貢獻作了實事求是的肯定，他說：

耀邦同志逝世后，黨中央的訃告中，肯定他1978年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為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現(xiàn)出非凡的實事求是的膽略和勇氣，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我覺得是很客觀公正的，當之無愧的。耀邦同志在中央組織部的工作，功不可沒。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根據(jù)鄧小平的提議，會議先用兩三天的時間討論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上來的問題。陳云在分組討論中指出：發(fā)展安定團結是保證黨的工作重點順利轉移的關鍵。為此，要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一大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他提出：“要肯定天安門事件是‘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要肯定彭德懷對革命的貢獻，要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事件，為陶鑄等人的問題平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定為‘叛徒’的人平反”。

鄧小平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fā)表講話，他指出，“這次會議，解決了一些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分清了一些人的功過，糾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錯案、假案。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團結的需要。目的正是為了向前看，正是為了順利實現(xiàn)全黨工作重心的轉變。我們的原則是‘有錯必糾’。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應該改正。”

這次會議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掀起了全面平反冤假錯案的高潮。

胡耀邦在鄧小平、葉劍英、陳云等的支持下，為一大批受冤屈的領導人、為一些歷史事件、為中央一些部門案件平反，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將永載史冊。

繼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彭德懷、陶鑄等人平反后，又相繼為黨、國家、軍隊的一些領導人，為一些民主人士和個人平反。

自1979年1月起至1980年，經(jīng)中共中央批準，就先后為彭真、肖勁光、陸定一、譚震林、羅瑞卿、肖華、黃克誠、李德生、瞿秋白、楊尚昆、李維漢、以及“楊、余、傅事件”、“習仲勛反黨集團”等公開平反昭雪。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此期間，經(jīng)中共中央批準平反的影響較大的冤假錯案有30多件，全國共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名干部的冤假錯案，47萬多名共產黨員恢復了黨籍，數(shù)以千萬計無辜受株連的干部和群眾得到了解脫。

大量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是撥亂反正最有說服力的例證。